中国医生对人体解剖知识的了解已有悠久的历史，然而随着中医学体系的成熟，医生仍更注重辨证施治、取类比象的方法，加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思想的影响，解剖实证被忽视了。中国的解剖学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医学的大量传入而逐渐建立起来的。 一、教会医院的解剖教学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各地教会医院陆续开办了医学班，讲授解剖、生理等西医课程。1845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医生麦高恩(MaegowanDJ.)在他宁波的一所医院开办了一个医学班。招收了几位学生和当地开业医生教授解剖、生理学等课程。他还借用月湖学院(MoonLake College)的讲堂，举办过一次“解剖学和治疗艺术的科学”的讲座，但听众却多为凑趣者，影响不大。 1866年，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由嘉约翰和黄宽主持。学校开设了解剖学课程，由黄宽执教。当时解剖工作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死亡病人的家属不愿意让死者被解剖。因此，尸体解剖的机会很少，解剖教学主要利用动物标本和解剖模型。1867年，博济医院进行了首例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解剖记载。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苏州、北京、天津、厦门、奉天(今沈阳)、登州、高雄等地的教会医院部办有各种形式的医学校或医学班，开设了解剖学课程，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教学者多为传教医师兼任，也无完整的教材、教具，其教学质量和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尸体解剖的开展更是寥寥无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会医院附设的医学校和医学班已不能适应医院发展的需要。于是各教会团体出资兴办独立的医学院校。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杭州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广州夏葛女子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校等20余所。这些医学院校的建立使零散、不系统的解剖教学活动转变为系统、正规的解剖教学，无疑对解剖学的教学给予了很大的促进。 二、解剖教科书的编译 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编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该书出版后影响颇大，曾数度再版。1875年，同文馆教习德贞出版了一本《解剖学图谱》。1886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系统的解剖书《全体通考》。1878年，柯为良(OsgoodD．)翻译了《格雷氏系统解剖学》，曾多次再版，是我国早期影响很大的解剖学教科书，为多数医学校所采用。 我国学者丁福保编译的《新撰人体解剖学》、《组织学总论》和《胎生学》，徐云、万钧和孙祖烈翻译的《人体解剖学实习法》也是国人较早编译的解剖学教材。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将解剖学、组织学列为必修课程。然而由于教材的质量不一，缺少必要的图谱，难以满足解剖教学的需要。因此，一些学校直接采用欧美和日本的原版教材和参考书。 解剖学和组织学的形象教材是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我国早期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学中，形象教材十分缺乏。一些条件较好的医学院校使用的解剖学挂图、模型等，主要由国外进口。20～30年代后国内一些私营厂商，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也出过仿制品，但未经过解剖学专家的检查，真正能合乎教学需要的不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学质量。 30年代以后，中国解剖学工作者自己编著的中文解剖学教材逐渐增多，卢于道的《神经解剖学》、鲍鉴清的《组织学纲要》、鲁德馨译的《孔氏实地解剖学》、张岩的《人体系统解剖学》、贾兰坡的《骨骼人类学纲要》、汤肇虞、李定的《局部解剖学》以及王志清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实验图谱》等。这些教材的作者在参考国外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国人情况和自己工作的经验编撰成书，使解剖学教科书在内容上更丰富，质量也有了提高。 三、中国解剖学科的建立 1871年，清政府聘请德贞为教授在北京同文馆特设的科学系中开设解剖、生理讲座。1881年，清政府在天津北洋施医局的基础上开设医学馆，学校有很好的骨骼标本和法国制造的解剖模型，并还做过几例尸体解剖。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馆，然而“钦定学校章程”则规定解剖学课的实习“只许模型观察，不许尸体解剖”，使解剖教学难以开展。 辛亥革命以后，新式学校逐渐增多，新建的医学院校中，教学中的尸体解剖问题日显突出，1912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之后，校长汤尔和两次向政府提出应开展解剖实习。在医学界的积极努力下，北洋政府于1913年11月公布了一份关于准许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又颁发了详细规则：内务部命令(第51号)。这是中国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然而，尚有施行不便之处。汤尔和又上书详述理由，请其修改。1914年4月，内务部发布了一份补充命令(第85号)，授权医学院及医院解剧尸体和在必要时保留尸体某部位供医学示范用。 在北洋政府命令末发布之前，尸体解剖已在某些地区开展起来了，但都尚未完全公开，如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流行期间，伍连德等做过多例尸体解剖，1912年广州地方政府也同意进行尸体解剖。1913年11月13日，江苏医学校进行了一次公开的尸体解剖，特邀政府官员、法官及中外医生参加，并摄影、出版纪念专辑。中国解剖学揭开了新的一页。 四、近代中国解剖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1）大体解剖学：本世纪初，大体解剖在西方已相当完备，而在我国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国人的解剖研究还很缺乏。1910年，Merrins首先发表了武昌学生各年龄的身高体重的报告，是研究国人的人类测量学的最早的工作。此后，国内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逐步开展，但大多为外籍学者所做。1925年以后，我国学者的工作陆续增多，为中国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近代解剖学家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研究中国人的解剖结构和变异情况。由于我国人体解剖开展时间不长，资料缺乏，故解剖学家十分注重收集个体差异的材料，供医学教学使用。 （2）神经解剖学：神经解剖学是在19世纪中期逐渐形成的解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国的神经形态学研究是在本世纪20年代开展起来的，虽然起步稍晚，研究历史不长，但研究领域却颇为广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神经系统的大体解剖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人脑的沟型与测量方面。当时有些西方学者在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根据其获得的不完全的标本，武断提出中国人脑不如白种人脑的观点。如1926年，香港大学的ShellshearJL.在英国解剖学杂志上撰文说中国人脑的枕月沟常处于原始状态，比埃及人脑更接近于类人猿的型式。1934年他又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学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脑与澳洲人脑的比较”的论文，再次声称中国人脑和猿脑相近，不如白种人。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欧阳翥、吴定良依据研究的大量资料，对Sheallshear的谬说予以有力的驳斥。此后，许多中国学者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大量资料，著文批驳那些对中国人抱有偏见的报告。此外，我国学者在神经组织学、神经核和其纤维的联系、神经组织化学以及神经系统发育研究等方面也做过较广泛、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3）组织学和胎胚学：我国组织学研究工作是在20年代开展起来的。1915年，马文昭到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科进修，师从Cowdry学习组织学。翌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研究工作。1921年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积极开展了线粒体的研究工作。3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还利用偏振光显微镜观察了肌肉原纤维的构造；研究过白鼠胃的表皮细胞在饥饿时形态上的变化；并将显微镜摄影术应用于组织学研究。 我国近代胎胚学的研究也是在本世纪20年代以后才逐渐开展起来的。192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闻亦传曾赴美国进修胚胎学，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从事胚胎学教学工作，并继续研究了中国人胎儿脑上半月沟的发育情况。此外，我国学者还研究过中国胎儿身体各部分生长的比例；观察了早期人胎和人胎器官的正常发育和畸形发生的情况；大脑皮质在出生后的生长情况以及中国人的上眼睑的发育。 （4）解剖学会的建立：为了推动中国解剖学的发展，1920年11月在北京的中外解剖学家及有关学科专家成立了“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会”，但这个学会范围很小，会员仅10余人，学会成立后不久就中止了活动，故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1947年7月，中国解剖学会在上海重新成立，共有会员80人。有些地区也相应成立了分会，虽然雏形已俱，但也未广泛展开学术活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剖学工作者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领导下，改组扩大了原来的学会，于1952年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解剖学会”成立大会。从此我国的解剖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西方生理学的传入 19世纪中叶，西方生理学随着医学被再度传人中国。最早的是1866年广州博济医局附设的南华医学校开设生理学等课程。同文馆于1872年春也开设了生理医学讲座。李鸿章于1881年设立的北洋施医局也教授解剖生理课。 最早的解剖生理学专著当推英国的合信与中国人陈修堂合译，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这部书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就内容看，仍然以解剖学为主，但书中也涉及到的生理功能的简要介绍。 目前可见的最早专门介绍西方近代生理学的著作当推由艾约瑟(EdkinsJ.)所译的《身理启蒙》，该书系《格致启蒙十六种》之一，初刊于1886年，与其他同时期有关书不同的是，书中介绍了有关器官是如何行使其功能的，即生理功能的机制及调控机制，并介绍了不少有关生理实验。该书虽印数不少，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影响不大。 目前所见的最早国内学校所用普通生理学教材可能是1902年由包尔培、廖世襄等译，经总理学务大臣审定的《动植物生理学》，书中内容通俗简单，程度很浅，此外还有丁福保编写的《生理》和译补的《生理卫生》，以及谢洪爽编写的《生理学》等。清末在医学校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中文生理学教科书可能要数《哈氏生理学》(W．D．HamiltonHandbook ofPhyicology)，该书最初由传教士医生高似兰等译为《体功学》，于1906年出版，后又有据不同版本多次翻译再版的版本。 二、中国近代生理学的建立 1913年，教育部在癸卯学制的基础上公布了新大学规程，其中规定，大学医科中设有“生理学”和“生理学实习”；农科中设有“动物生理”和“植物生理”；理科中的动物学门和植物学门中设有“生理学”。到了20年代中期，有些普通理科大学也开设了水平较高的生理课。随着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学者陆续归国，生理学师资不断得到充实，不少优秀者被条件好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聘用，以取代外籍教师，在国内生理学教学中发挥出重大作用。在2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各学校的生理学课堂上只有讲授而无实验。直到1925年，林可胜自美国回国后，国内才率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了实验课。 早期在国内从事生理学研究者大多是医院医生及在华外籍人，国人最早从事生理学方面研究大约是在1914年前后。如陈永汉分别于1915年和1917年先后发表了关于正常华人和脚气病患者白细胞分类计数的研究。在20年代以前，对生理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关于中国人各种生理常数的测定，在用实验手段探讨生理学机制方面则几乎是空白。20年代以后，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学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南满医科大学、北平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以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处逐步开展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实验研究。 1922年，协和医学院的外籍教员发起成立了“中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北平分会”(The Society ofExperimentfal Biology and Medicine，PeipingBranch)，在该校任职的部分中国教员也参加了该会组织的学术活动。以后，一些留学回国的学者认为，应当成立自己的学会，把中国生理学事业发展起来。于是，于1926年2月27日，由林可胜提议，吴宪附议，中国生理学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宣告成立，林可胜被选为第一届会长。该会还决定创办学术季创《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aseJournal of Physiology)。至此，中国不但有了生理学教学、研究，而且还有了学术团体和刊物。中国学者的出色工作渐渐取代了在华的外籍学者，在中国生理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使中国生理学较快地发展起来。 三、中国生理学的发展 （1）基本情况： 1926～1937年的十余年中，中国生理学的发展是迅速稳固的，主要表现在：首先，生理学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而且质量颇高，其中消化生理和神经生理的某些课题研究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其次，国内生理学教学中已基本普及了实验课，并在条件好的学校建立了教学科研体系。再次，当时学术交流频繁活跃，除了通过杂志外，生理学会通过组织举办年会、夏季会、选派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此外，在协和医学院等处邀请外国著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或做短期工作，并选派不少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出国深造或进修考察。 1937～1945年间的抗日战争，使国内生理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很大影响，但并没有中止。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生理学研究水平较高的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因属外国人在华设立的机构，在1941年以前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华西协大医学院有关学者的帮助，迁到成都华西坝的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在蔡翅等学者的努力下在后方崛起，使成都成为战时中国生理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在那里，不但很快恢复了教学、成立了生理学研究所，并且还于1938年秋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分会于1941年6月起，出版了简报(Proceedingsof chinese Physiology Society，Chengto Branch)，由蔡翘主编，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不久才停刊。 抗日战争结束至1949年间，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尽管如此，中国生理学者们在艰难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坚持工作。 （2）研究状况及主要成就 1949年以前中国生理学的重要成果主要见于《中国生理学杂志》和《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简报》，此外，还可见于《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及有关学校的校刊。由于当时生理学的含义较广，包括了生理学、生物化学、营养学、药理学等方面。当时生理学(狭义)研究以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研究最为出色，如林可胜等人对胃的运动和分泌，特别是胃液分泌机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发现。他们还于1932年在世界上首先发现并提取一种可以抑制胃液分泌的物质肠抑胃素(enterogastrone，不是一个单独的激素，而是具有共同作用的几种肠道激素的总称)。“这项发现被公认为是具有重要生理意义的经典性”作品。 国内最早从事中枢神经系统研究的可能是汪敬熙，他带领同事们所做的对皮肤电反射的研究使他成为国际该领域的先驱之一。协和生理系在神经系统方面的工作最为引入注目，有林可胜等人关于延髓交感中枢的系列研究，张锡钧等对神经递质的系统研究，冯德培等关于神经肌肉接头的系列研究等，这些研究在当时国际上都居领先地位，有的属于开创性研究。肌肉、循环、代谢以及内分沁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有细胞、呼吸、感官和生殖方面也有涉猎，但多零散无系统。中国近代生理学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至1949年，中国的生学基础仍很薄弱，但中国学者的早期工作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早期的生物化学教学和研究活动 1915年前后，有些教会医学校开始在有关课程中粗略地兼授一些生化知识，尚无单独的生化课程。1917年，湖南湘雅医学院出现正式教授的生化课。1919年协和医学院将生理学、生理化学和药理学组合成为一个系，由伊博恩负责，开始给本科生讲授生化课。1921年，吴宪由美回国到协和工作，与Embrey和汪善英一起担任生理化学的教学工作。1923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成立生理－生理化学科，当时同济大学医学院生理生化内容仍是合在一起讲授的。在此前后华西大学医牙学院也在生理学中介绍有关生化知识，同时还讲授生化临床检验。齐鲁大学医学院在相关课程中也讲授一些生化知识。总之，在1924年之前。我国的生化科学刚刚传入，生化教学处于探索、准备阶段。 在这段时间内，国内也开展零星、初步的生化研究工作，主要限于食品的分析方面，如对皮蛋、荔枝、牛奶产品、大豆营养价值的研究等。 二、生物化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19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生物化学系，吴宪任系主任。吴宪为发展我国的生物化学事业，一方面广为网罗人才，吸收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生化专家林国镐、周田、张昌颖等参加他主持的生化系，另一方面努力培养国内的年轻生物化学工作者。协和生化系成为当时国内生化教学和研究的中心，对我国医学院校生物化学教学内容的改进、生化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以及生化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带头作用，也标志着我国生物化学学科的形成。 1925年以后，随着国内医学教育事业和生物科学研究机构的逐渐发展和国外留学专家的归来，我国生物化学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首先，国内许多医学院校相继成立了生物化学系(科)；其次，各医学院校的生化教学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理论课与实验课的内容基本上已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再次，许多生物科学和医学研究机构开始了多方面的生化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和报告，取得了一些成就。 1931年，吴宪等在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蛋白质变性研究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影响蛋白质变性的因素及蛋白质变性的生化特性，提出了蛋白质变性学说。吴宪的学说至今仍为生化教科书所采用。吴宪是我国生物化学的奠人之一，也是国际生化某些领域的开创者，他与Folin建立的血液系统分析法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为现代临床化学奠定了基础。 本世纪前40年是维生素研究的高潮时代，我国许多生化工作者对维生素的研究也很活跃，主要集中在分析各种食物和药物中维生素的分布和含量上，王应睐、侯祥川、张昌颖等对维生素测定分析的方法也有研究和改进。这段时间里，国内生化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城里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大量研究成果和论文发表。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蛋白质在营养上的重要地位被认识的更加清楚，我国学者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成就，并结合我国国情，对食物构成和膳食习惯等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万昕、吴宪等对素膳的营养价值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他们观察了纯素膳与荤索杂膳对大鼠生长、生殖、基础代谢、抗病力及寿命的影响，证明素膳的营养价值略逊于荤素杂膳，对我国人民传统的饮食习惯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营养缺乏性疾病是本世纪初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侯祥川对维生素A、D缺乏与疾病的关系(1929～1930)，吴鼎与诸福棠研究了儿童和成人维生素A含量与疾病的关系(1940），还有苏祖斐、杨爱德及侯祥川、杨恩孚等对维生素B缺乏病的研究，张昌颖、陈同度等对维生素D缺乏的研究等。 三、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以后的生物化学 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接近战区的政府所属教育和科研机构纷纷内迁。暂时留在原址的英美资助的教育、科研单位也随着战争的发展相继被迫停办。珍珠港事件之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吴宪、周田等对抗体的分离、提取、抗体的化学本质、分布及补体各方面都开展了一些研究，为我国免疫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所的侯祥川、倪章琪等继续进行维生素与疾病的研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随之雷氏德研究所等机构也被日军占领，至此沦陷区的生物化学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迁至后方的国立大学及医学研究机构和当地的教学科研单位，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仍克服重重困难，维持着一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成为当时后方生化教学研究中心之一。1943年，中大医学院生化系迁至成都，重新建立了实验室，创办了第一个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生化研究所，还协助和接受培训了其它学校的一些学生。 在重庆的上海医学院、江苏医学院、复且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教学研究机构也坚持了生化教学和研究工作。昆明市也是当时生化活动的中心之一，西南联大清华生理实验室继续生化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创办了英文生化简报《BiochmicalBulletin》用土纸油印发行，共出刊63期，为促进生化研究，交流信息做出了贡献。1938年，由中大医学院郑集发起生物化学报告会，促进了成都地区生化学术交流，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成都生化学会”(1943)是我国第一个地区性生化专业学术团体。在纸张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刊载生化论文的期刊发行，如《中国化学会会志》、《实验卫生》、《营养专报》等，有助于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中央卫生实验院是抗战期后方推动战时营养研究的中心。1941年中央卫生实验院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营养会议，着重讨论了战时国人的营养问题和决策。会上一致同意成立中国营养学会，推定郑集为筹备会负责人。1945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营养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营养学会，万昕任第一届理事长，并出版《中国营养学杂志》。 1945年抗战结束后，内迁各院校，科研机构相继回迁原址，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渐得以恢复。北京、上海先后成立了地区性的生化学会，上海生化学会出版了《生物化学》的刊物。随着生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组织全国性的组织，以协同发展，于是倡议成立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学会于1947年正式成立。我国近代生物化学的发展历经坎坷，但经过生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生化学事业终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为我国现代生物化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一、近代病理学科的奠基 据记载，自1901年到1916年间，我国医学院校，先后开设了病理学课程。1912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在部令第25号中公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十条，规定医学专门学校的课程为48门，其中包括有病理学及病理解剖学。最先设立病理学教学组织的应推北京协和医学院，其于1920年即已建立了病理学系，美籍教授米尔斯(MillsRG．)为第一任病理系主任。病理系下设病理学、微生物学及寄生物学三科。不久协和医学院建立了病理学博物馆，胡正祥为该科第一任中国籍主任。全科不仅担负协和医院的尸体解剖[尸检]，也担负其他科送检的病理标本检查[外检]，同时进行科研与教学工作。据报道自1917年7月～1942年1月病理科共收外检60535例；1916年3月～1942年1月共做3673例尸检；1919年～1942年在国内外发表的科研论文共104篇；病理科还定期组织全院规模的病理讨论会，以推动病理科的工作。在上述医学院校中，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代病理学家，其中著名的有胡正祥、侯宝璋、谷镜 、梁伯强、林振纲等。此外，还有李佩琳、秦光煜、吴在东、杨简等。他们经在我国工作的一些西方医学家的推荐或资助，先后去国外学习和深造，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病理学科的骨干力量，为发展我国的病理学教学和研究出作了贡献。 二、近代病理学研究概况 早期的病理学研究大多是一些传教士医生对当时中国猖獗流行、能大批致人于死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病例报告。这些报告主要发表在博医会报上，其中报道最多的是霍乱、天花、伤寒、菌痢、血吸虫病、结核病、传染性肝炎等，真正涉及病理学的文章则甚少。即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的中华医学杂志也仅偶然刊登关于病理学的有关文章。1922年朱恒壁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剖尸体之商榷”的文章，不仅强调了尸体乃“为医学谋进步，为人命谋保障”之举，而且还详细地介绍了瓦心(Warthin)解剖尸体记录法，这一记录法与目前在各医学院校所填写的尸检记录相差无几。1925年，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的Oppenheim首次报告了11例日本血吸虫病的尸检材料。1926年李赋京写了一篇题为“病理学的进化史”的译文，首次在国内介绍了西方器官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1927年陈方之根据自己留日期间的工作经验，发表了题为“血蛭病全部之略说”、“血蛭病之脾肿”等文章，用肉眼及镜检详细观察了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虫之后的病理变化。1929年，我国病理学者胡正祥和谷镜 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分别作了“心的先天性畸形一例”和“中国人动脉硬化之病理的研究”的论文报告。胡正祥在30年代从事黑热病病理形态学和实验研究，证实了白蛉子传染利杜氏体的途径，并发现严重贫血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的髓外骨髓增生。他还观察了朗罕氏巨细胞和异物巨细胞的表现，提出并证明确实存在一种主要是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并利用超活体染色法鉴别大单核细胞和吞噬细胞。 随着我国各医学院校病理学科逐渐地独立和从事病理学研究人数的有所增加，病理学诊断报告和研究的论文也逐渐见之于中华医学会的学术会议和中华医学杂志上。在1930年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上，侯宝璋报告了“齐大学院130例病理解剖之研究”和“山东尿石病之研究”两篇论文；谷镜 作了“因梅毒而起之腹部主动脉瘤”和“先天性肠梅毒4例”的论文报告。1931年诸葆真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由德国医学博士HirschfeldM.所作的“两性病理学之现在”的学术演讲。1932年侯宝璋编著《实用病理组织学》，他还翻译了两篇国外学者发表的论文，其题目分别为“胃肠癌肿之早期诊断及试验诊断”、“活组织检查对于肿瘤之诊断”以及Hoeppli的“实验性日本血吸虫病的组织学观察”的论文均发表于同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1932年10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合并后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出现病理学分组会议。在这一分组会议上，由胡正祥、秦光煜所写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病理解剖实验室中4200例肿瘤之分析”，侯宝璋所写的“在渗透膜内培养结核杆菌”、“济南牛奶之细菌检验”、“胸部肉瘤之示例”的论文均作了交流。 1933年由黄曼欧主编《病理学总论》由浙江青白印刷局正式出版，此为我国第一部出版的病理学参考书。1933年10月30日在上海雷氏德研究所召集了23位病理工作者，商讨成立“中国病理学会”事宜，并推举劳卜生、汤飞凡和谷镜 为执行委员，并制定了“中国病理学会”章程，但其以后的详细活动却未找到记载。1934年，由侯宝镜编写、慕如宾绘图正式出版了《实用病理组织学》。在1935年纪念中华医学会成立的20周年的专刊上，林振纲写的“心冠动脉之硬变及梅毒之病理”及“中枢动脉系统硬变性疾患之病理、谷镜 写的“细菌病性肾动脉瘤”、谷镜 和吴在东合写的“两例疑属偻麻质斯性先天性心内膜炎”、吴在东和任庭桂合写的“乳房癌肉瘤”的论文均作了刊登。1936年，杨简在《医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203例尸体解剖的死亡原因与气候的关系”的论文。次年，梁伯强和杨筒又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广东中国瓜仁虫症(clonorchiasissinensis)的病理解剖研究”，并报道在该院的250例尸检中，中国瓜仁虫病(即肝吸虫病)就占了50%，可见肝吸虫病在我国南方一带流行之严重。1939年谷镜 随上海医学院迁校至昆明，他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及克汀病做了许多研究。1942～1944年研究川南地区“痹病”是食盐中硫酸钡中毒所致。 20世纪40的年代，国内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各医学院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医学科学研究也处在萧条时期，根据1940年到1950年中华医学杂志的记载，有关病理学研究的论文发表甚少，其中最重要的是谷镜 参考1943年美国出版的“病理学最新进展”(RecentAdvance in Pathology)一文分别在1946～1949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以“近十年来病理学之进步”为题，就“炎症”、“网内皮系”、“人工癌研究’、“偻麻质斯(或风湿病)之病原”、“高血压症”、“流行性肝炎”等内容详细介绍了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颇为病理学界所注目。此外，许邦宪和吴光于1942年发表了题为“吾国血吸虫之大概”(病理)的论文，1950年杨简在上述杂志上也发表了题为“癌瘤的脱落细胞学诊断法的检讨”、“腺癌碱性磷酸酶和酸性磷酸酶的研究”等论文。 我国近代病理学自学科的确立至发展，无论在教学或研究方面均较落后，发展速度缓慢，但经过近半个世纪在老一辈的病理学家的努力下，为新中国建国后的病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我国古代人民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微生物的感性认识，从经验上认识到微生物与疾病的关系，但把认识微生物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学，开展研究与应用是在西方医学传入后，大约在20世纪初才逐渐发展起来。 一、微生物学的传入 19世纪末欧洲建立的一些细菌培养技术、简单的免疫学试验方法被教会医院不断的引入应用，增强了临床诊断水平。尽管还没有系统的微生物学(当时仅仅是细菌学)概念，但所学到的一些技术如细菌形态的观察、细菌的分离培养、显微镜的使用、培养基的配制等，可算是微生物学引入中国。 此后不久，我国的医科学校都陆续开设了细菌学课程，有的还成立了细菌学研究部，所用教材多为英、美的外文资料。为了适应当时的国情及教学需要，国人也自编或翻译了一些微生物学书籍。如1930年余贺、李涛、汤飞凡译的“秦氏细菌学”；姜白民编的“实用细菌学”；丁福保译的“病原细菌学”；汤尔和译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学及免疫学”；鲍监衡译的“细菌诊断法”；孟合理译的“施氏细菌学诊断”；林宗扬编的“细菌学检查法”等。这些书籍都是当时重要的微生物学教材或参考资料，对推动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二、微生物学研究和基地的建立 1910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空前的肺鼠疫大流行，死亡六万多人。清朝政府派伍连德前往组织防治。伍连德在防治工作中首先对该病的临床症状、细菌学检查、病理解剖、流行特征等作了全面调查分析，结合他的基础医学知识得出正确结论，制订了严格隔离，焚烧尸体等措施。为了防止患者吐出飞沫中所含鼠疫苗的感染，他创造了在普通纱布口罩中加一层薄丝绸，效果很好，被誉为“伍氏口罩”。大约经过四个月的时间扑灭了这场鼠疫的流行。 1917～1918年东北鼠疫大流行蔓延到内蒙、山西、河北一带，1918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决定筹建专职的防疫部门．1919年3月中央防疫处在北京天坛宣告成立。防疫处的任务是：制定防疫计划与研制疫苗、血清供应需要。从此，天坛中央疫防处(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前身)成为我国微生物学的研究与应用基地。 中央防疫处成立后，我国很多著名的微生物学家都在这里工作过，如林宗扬，陈宗贤、齐长庆、谢少文、汤飞凡、余（氵贺）、黄有为、沈鼎鸿、郭可、朱既明、方纲等。当时开展的研究工作有伤寒、霍乱、痢疾、肺炎、脑膜炎、猩红热、淋病等细菌学方面的研究，供应预防传染病的疫苗和治疗用抗血清。1926年齐长庆从一位天花患者的痂皮分离了一株天花病毒。这株病毒经猴-兔-牛等动物交替传代减毒成为可用于制造牛痘疫苗的毒种，沿用至今，后称该株病毒为“天坛株牛痘病毒”。1931年春袁浚昌从北平卫生事务所捕杀的一只疯狗脑中分离出狂犬病毒，经家免脑内连续传代20代以上演变为固定毒。1933年开始用作制造狂犬疫苗的毒种，这株毒种亦沿用至今，定名为“北京株”狂犬病毒。 为适应全国防疫的需要，1935年前后，在绥远、兰州等地设立防疫分处，其业务主要从事制造疫苗及抗血清，也开展一些细菌学和免疫学的研究。1935年中央防疫处迁往南京，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防疫处又迁至昆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中央防疫处先后又在昆明、上海、兰州、广州设立四个分处。 我国微生物学研究是以控制传染病为主要内容。从微生物学基地的建立可以反映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是以抗感染免疫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如昆明、贵州安顺、兰州、宁夏、西安等地的生物制品基地，都生产疫苗血清制品，主要产品有牛痘苗，伤寒疫苗，霍乱疫苗、狂犬疫苗、抗毒素等。在微生物学的其他方面研究也有不少成就，如魏曦对立次体的研究证实西南地区有恙热立克次体存在。汤飞凡、李振翩从分离菌种开始研究青霉素的制造。总之，我国近代医学微生物学，在抗感染免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研制了多种疫苗与抗血清，为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三、主要微生物学家的贡献 林宗扬是我国微生物学的第一代学者，他主持的医学细菌学教学宗旨是，理论与实验相结合，注重实际应用，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他除了讲授作细菌学，还组织开展了一些细菌的研究工作，开创了临床细菌学和血清检验工作。 王良于1932年在卡介苗发明者之一C・Guerin的指导下学习卡介苗的制造技术。1933～1936年在四川重庆设立了小型微生物学实验室，开始试制的卡介苗，试制的卡介苗按在法国学习标准检定合格后接种了小儿248人，组织家人对接种者进行随访现察接种反应。肯定了卡介苗的安全。这是我国利用疫苗进行防痨的开始，是防痨工作中的有力举措。 李振翩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从事细菌变异的研究，用减低毒力的变异株研制成猪霍乱瘟病疫苗，之后在美国继续研究微生物的变异，建立了降低细菌毒力而又能产生免疫力的无毒力细菌培养法，称之为李氏-谢菲尔培养法。这种培养法是以后研究微生物变异经常采用的方法。 汤飞凡是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他发展了用分级滤膜测量病毒颗粒的方法，1930年上海医学院任教时即开始研究支原体，是国际上最早研究支原体的学者之一。1933年研究沙眼病原，否定前人研究沙眼病原为细菌的结论，在1955年成功分离出了沙眼衣原体。分离株定名为TE8，得到国际上的公认。 谢少文在1930～1940期间在我国发现了布鲁氏菌，在世界上首先采用鸡胚培养立克次体，改进了多种鉴别细菌用的培养基。在免疫学方面采用抗原吸收抗体的方法证明外裴氏反应测出的抗体确立为立克次体抗体，揭开长期未解之谜。证实孕妇经破伤风类毒免疫后所产生的抗体可传至胎儿，因此可预防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病。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魏曦1937～1939年在美国进修微生物学期间，在著名细菌学家H.Zinsser教授下首创斑疹伤寒立克次体琼脂斜面组织培养法。1942～1944年在昆明首次用血清学方法证实昆明地区为恙虫热疫区。在水中分离出水生性端螺旅体在国际上亦为首报。 余（氵贺）1933年编写的“病原学”是我国第一部阐述病原微生物的论著。1928年他首次提出“风湿热变态反应学说”。1929年提出“白喉杆菌抗菌免疫和抗毒免疫不同质的学说”，当时他的这些论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黄祯祥1941～1943年在美国留学期间首创了病毒体外培养技术。他将西方马脑炎病毒组织培养上滴定获得成功，观察到病毒对细胞致病的过程。他的研究成功为现代利用细胞的技术研究病毒奠定了基础。1949年在北京领导研究乙型炎疾病，从病原学、流行病学系统的调查、诊断技术等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分离出多株乙型脑炎病毒，其中P3株为国家指定用于制造灭活乙脑疫苗的毒株沿用至今。 颜春晖教授是我国较早研究沙门氏菌的细菌学家，创用了噬茵体对伤寒杆菌分型的方法。此外白施恩、童村、林飞卿、张乃韧、杨永年、吴朝仁、黎希干、刘秉阳等微生物学界老前辈，在细菌学、病毒学或免疫学方面都曾做出杰出贡献。 我国近代医学寄生虫学大约起始于1870年，首先是由一些供职我国海关的外国医生，借助他们的特权在我国一些城市、农村开始了寄生虫病流行情况的调查。我国的寄生虫学工作者是在1921年后才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到1934年中国动物学会成立之时，在寄生虫学及寄生虫病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原虫方面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对危害人类健康较大的原虫性疾病，如疟疾、黑热病、阿米巴病等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 疟原虫：疟原虫所引起的疟疾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在我国长江以南流行尤为严重。本世纪30年代许多学者对各地区人群进行了广泛调查，对发病季节及疟疾的种类进行了分析。这些调查结果显示了三种疟原虫在全国的分布轮廓。 1935年胡梅基报告了上海高桥地区疟疾的季节分布与中华按蚊密度间的关系。此外，冯兰洲等还对疟疾的传播媒介的确定、对一些按蚊在疟疾传播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1936年姚永政等证实盛行于我国西南各省山岭区域的所谓“瘴气”实际上就是恶性疟疾。1941年姚永政与吴征鉴在昆明首次证实卵形疟原虫在我国的存在。 在旧中国，尽管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过一些“点”的调查研究，在云南省曾设立了疟疾防治所，进行小范围的防治工作，但全面的抗疟工作在当时无法开展，据估计每年疟疾患者至少3000万以上，病死率约为15%。 黑热病：黑热病也是我国重要的原虫病之一，流行于长江以北，主要在黄河流域。1904年Marchand与Ledingham报告的由青岛回国的德国籍患者为在我国发现的第一例患者，随后许多学者相继在许多地方发现了黑热病患者，从而初步肯定了当时我国18省有黑热病流行。关于黑热病的传播问题，我国学者等根据一系列调查研究，证明中华白蛉为我黑热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溶组织内阿米巴：由溶组织内阿米巴所引起的阿米巴病也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注意，并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调查。1943年卢婉卿及冯兰洲以实验方法证明蝇在传播阿米巴病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除最常见的阿米巴痢疾外，还报道了有关阿米巴肝脓肿、肺脓肿以及皮肤、生殖器与泌尿器阿米巴病的许多病例。 张孝骞等用乙状结肠镜诊断阿米巴痢疾。认为方法简便可靠。钟惠澜等用碘油空气造影诊断阿米巴肝脓肿可显示脓肿形状与位置。刘效良及吴执中用中药鸦胆子治疗急、慢性阿米巴痢疾均获满意效果。 二、蠕虫方面的研究 日本血吸虫：1905年Logan在湖南常德县的一例下痢患者的粪便中检出了日本血吸虫卵。差不多同时，一位英国医师在解剖一例福建籍华侨的尸体时，在其肠系膜血管中发现了日本血吸虫雌、雄成虫，从而用现代医学手段科学地证实我国有日本血吸虫病的流行。 早在20年代对日本血吸虫在我国的危害性已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因此在不少地方，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部分流行区开展了小规模调查，至1949年，血吸虫在我国地区分布的轮廓已被初步确定。1949年以前，对我国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已证实并确定其种名者有6种，分别属于3个螺属。此外，陈方之、甘怀杰、姚永政、李赋京等对钉螺的地理分布、感染率、感染强度以及生态习性进行了观察，并开展了灭螺试验。 肺吸虫：1880年，曼松在厦门于一福州籍病人痰中查见并殖吸虫卵，但直到1930年应元岳在浙江绍兴兰亭发现两例并殖吸虫病人，才最终确定肺吸虫病也存在于我国。此后我国学者对该病的流行病学、病源学及地理分布等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发现了新种。1934年，吴光、屈荫杰等在浙江绍兴的蟹体内发现并殖吸虫囊蚴；1942年Asada证实在东北地区的三种喇蛄有并殖吸虫囊蚴感染，从而确定了石蟹与喇蛄为我国肺吸虫病的传播媒介，浙江和东北为我国肺吸虫病的流行区。 与此同时，陈心陶在广州怡乐村发现一新种，命名为怡乐村并殖吸虫。1940年唐仲璋在福建发现两种并殖吸虫，一种定名为林氏并殖吸虫，另一为感染啮齿动物之并殖吸虫，并分别在螺及蟹的体内发现了相应的幼虫。 丝虫：近代医学文献中有关我国丝虫病的记载始于1871年，在海关和教会医院工作的外国医生，先后记述了我国丝虫病的发现与感染情况。1878年Manson在厦门首次证实蚊子为班氏丝虫的中间宿主及传播媒介。 1926年以后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丝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冯兰洲于1931年在厦门除发现班氏丝虫外，又查到了马来丝虫，从而证明我国存在着两种丝虫，并于1933年对这两种丝虫的鉴别要点作了描述，确定中华按蚊是当地马来丝虫的主要传播媒介，并对马来丝虫的幼虫在中华按蚊体内的发育情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但在当时条件下，调查工作多局限于交通方便的城市及其近郊，因此到解放前夕，我国对丝虫病的了解很少。至于防治工作则无人过问。 钩虫：钩虫病在我国的分布虽为广泛，据当时报道，我国学者在辽东省7市、北京、山东济南、河南焦作煤矿区、南京、南通、上海、浙江萧山、湖北、四川、福建闽南、江西萍乡煤矿区、湖南、海南岛、广西宾阳、云南昆明等地的调查中均发现有钩虫病患者，可见钩虫病在我国分布甚为广泛。 其它蠕虫：许多学者，先后在全国许多地方，通过对不同人群、患者的粪便检查或尸体解剖，进行了肠道蠕虫病的调查，证实还存在其它肠道蛹虫，如：华枝睾吸虫当时已自南到北、由东到西做了较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对广州一带华技睾吸虫感染率高的因素作了调查分析，并就其引起的合并症，如胆囊炎、阻塞性黄疸、肝硬化及与肝癌的关系均作了观察报道。关于布氏姜片吸虫的分布，当时已知达10省之多，唯各地分布明显不均，呈散发状。当时我国学者指出人体囊尾蚴病在我国并非罕见，而且自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囊尾蚴可在脑内寄生，因而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百分率很高，所以对猪肉绦虫在我国的严重性不应忽视。关于蛔虫引起的各种合并症，如胆道蛔虫症、急性出血性胰腺炎等也有许多报道。 三、医学节肢动物方面的研究 医学节肢动物方面的研究以蚊子、白蛉、蝇类及跳蚤等为主要调查对象，其中蚊子的调查做得比较多，包括地域分布及各种类的调查，按蚊种类检索表的编制，生活史与生态研究以及与疟疾和丝虫病的关系等。在解放前已知的按蚊有41种、库蚁33种、伊蚊40种，并初步确定可能作为疟疾传播媒介者，根据实验与流行病学观点看计有12种按蚊，其中重要的有4种。传播丝虫病的蚊种，根据实验结果计有10种，其中主要的有致乏库蚊，尖音库蚊与中华按蚊三种，并早在1940年根据南京地区的材料对中华按蚊的三个种型提出了初步分析。对白蛉的调查研究也进行了不少，到解放前夕已知我国有白蛉17种之多，其中10种系新种。1940年姚永政与吴征鉴总结了我国白蛉的地域分布，编制了白蛉种别检索表，而且初步证明中华白蛉可以作为黑热病的传播媒介。对于蝇类的研究也作了一些工作。对跳蚤的调查早在清末鼠疫盛行期间业已开始，故积累了不少资料，到了1936年及1938年总结了全国蚤类共75种，到1940年达到96种之多。1949年前螨类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 四、寄生虫学的教学和研究 在全国的医学院校中虽都开设寄生虫学课程，但在最初多设在病理或微生物课程中讲授，唯条件较好的院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成立时就设立了独立的寄生虫学研究室。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1935年公布了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规定学制6年，寄生虫学课程总时数为96学时。当时没有医学寄生虫学专门教材，多数情况下教师讲，学生记笔记，有时发点油印讲义，参考书多为外文原版书。 我国第一所寄生虫研究机构是1928年8月由洪式闾在杭州创办的“杭州热带病研究所”。1932年国民政府在卫生署下设“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其中设有寄生虫学系。实验处开展了对疟疾、血吸虫病、黑热病等寄生虫病的调查与防治，并成立各级相应机构，如：黑热病防治处，云南省疟疾研究所、江西卫生实验所。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没有寄生虫学专业刊物，当时的研究成果及调查报告分别刊登在各类期刊上。寄生虫学专业书籍，自上世纪末至民国年间，官方出版机构未曾刊印过有关图书，少数有关著述多由商务等少数几家规模较大的民营出版企业印制出版。1916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大会期间，曾展出《寄生虫病流行》，民国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与寄生虫学有关图书有：谭其濂编《鼠疫》，陈继武编《鼠疫要览》；姚昶绪编《寄生虫病》；顾寿白撰《寄生虫(丛书)》；祖照基编《粪便之检查法》；北平中华医学杂志社出版过许雨阶著《我国疟疾问题》；冯兰洲著《厦门之疟疾及其传染之研究》，李涛著《我国疟疾考》。此外还有，洪式闾著《杭州之疟疾》；陈耀曾编《人体寄生虫》；姚永政著《漳气病之研究其一：贵州及广西边界瘴气病之真相》；王福益、李辉汉撰《实用人体寄生虫学》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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