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疫传里之后，蓄血最多，治从攻里，兹不具论。惟本有内伤停瘀，复感时疫，于初起一、二日，疫之表证悉具，而脉或芤、或涩，颇类阳证阴脉，但须细询其胸、腹、胁肋、四肢，有痛不可按而濡者，即为蓄血确验，其芤、涩非阳证见阴脉，乃表证见里脉也。治法必兼消瘀，红花、桃仁、归尾、赤芍、元胡之类，量加一、二味，表邪方易解，涩、芤之脉方易起。若误认芤、涩为阴脉，而投温剂，轻者变剧，重者危矣。 时疫较之风寒，本为难治，以风寒传变有次序，时疫传变无常经；风寒表邪，一发即散，时疫散而复集，且往往复之再三；风寒传里证，一攻即和，时疫攻而复合，有下至一、二十次者，此时疫之难治也。 而脾虚者更为难治。盖时疫必得汗下而后解，脾虚者，表不能作汗，里不任攻下。或得汗矣，而气随汗脱；得下矣，而气从下脱。治此等证，汗勿强汗，发表必兼养正，人参败毒散是也；下勿轻下，攻里必兼固气、生津液，黄龙汤是也。其外证无大分别，惟脉不任寻按。然邪有进退，当其邪进方张之时，脉亦有寻按有力者，不可泥也，必合气、色、神、情、脉证以相参。如面色萎黄，神情倦怠，气息微促，及心悸、耳鸣皆脾虚中气不振之象，更须通体合参。如通体皆见有余实象，而独见一、二虚象，则虚象反为吃紧；通体见虚象，而独见一、二实证，则实证又为吃紧。总须权衡标、本，凡证之属表、属上焦、属六腑者，皆为标；证之属里、属中焦、下焦、属五脏，皆为本。若实证居标，虚证居本，则虚证为重；虚证居标，实证居本，则实证为重。到此虚实关头，必着意参详，庶几无失。 时疫夹脾虚者，为难治矣，夹肾虚者更难。时疫属热证，肾气虚则手足冷；时疫属实邪，肾气虚则眩晕惊悸，腰膝萎软。肾虚之中，又有阴虚、阳虚之分。时疫必待汗、下、清而后解。阳虚者，一经汗、下、清则脱绝之证随见；阴虚者，一经汗、下则枯竭之证随见，必须时时谛察。 凡在表时，见腰痛异常，小便频数，膝胫冷软，其人平日非有淋浊、阳萎，即系遗泄、好内，须询明。于通表药中加人参、白芍，阳虚兼杜仲，阴虚兼知母，以照顾肾气，免后来意外之变。若入里当下，必以陶氏黄龙汤为主；当清，必以人参白虎汤为主。或屡清、屡下而热更甚，舌上燥而无苔；或有黑苔，愈清而愈长；或有燥苔，愈下而愈燥，此皆肾虚之证。察其阳明，无实邪可据，当从肾虚治，以六味地黄汤易生地，加知柏。王太仆所谓∶寒之不寒，责以无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此也。或仍不应，则合生脉散以滋水之上源；或用四物汤流通经络。似此热势燎原，非杯水所能救，必大作汤液，药味必以两计，汤液必以斗计，乃有济耳。见几若早，十救二、三；涸竭已见，十难救一；或更兼脾胃败证，如呕、呃、哕、利之类，汤药不下，百难救一矣。 疫证亡血有三。 其一，未病之先，素亡血而阴虚，一受疫则邪热乘虚煎熬，亡阴最易。解表清里，用药必步步照顾荣血，如九味羌活汤之用生地，人参败毒散之用人参是也。 其二，当受病之时，忽然吐衄，女子崩漏，甚至血晕昏厥，势甚危急，亦疫证常有也。病家但知血之可骇，往往不知受疫；医家亦忽其客邪，惟汲汲于止血、清凉、滋补，多至危殆。不知血由疫逼，惟当治疫，疫邪解而血自止。此证不遽见于疫在表时，而见于发热数日之后，人犹易知，惟疫郁于阴经而暴见此证者难识，以其证外无头痛、发热之可据耳。但见微恶寒而大作呕，急当视其气、色、神、脉、舌苔，若舌有白苔，气色有一、二疫象，即是疫毒无疑。以达原饮为主，呕加藿香，胀加青皮，但治疫毒，血证自已。若脱血太甚而气欲绝者，加人参以固中气，俟疫证传变归经，然后按经治之，此疫证兼血之最危者。 其三，疫邪大张之后，烦热、燥渴之余，而见亡血证，则又瘟疫常态，详后血证各条。 疫邪夹疝，其肾囊少腹引痛，全是疝证，当照辨气、色、神、脉、舌苔法辨之。一有疫邪，不必治疝，但治疫而疝自消。若根据常治疝法，用吴萸、桂、附、茴香诸燥品，轻者变为囊痈，重者变为呃逆、哕、厥、沉昏而莫救矣。 时疫有兼心胃痛者，于其痛时，察其气、色、神、脉、舌苔。若有一于时疫，但治时疫，虽平时因寒而发，此则惟治其热。盖以疫邪客于募原，传于太阴，而发心胃痛之痼疾，于达原饮中加木香、苍术，以开通郁疫，使其透发于表而痛自已。若误认平常心胃痛，用桂，附、姜、萸，必致危殆。 哮喘乃肺家素有痰火，一受疫邪，其湿热之气从其类而入肺，发其哮喘。遇此当察其气、色、神、脉、舌苔，有疫但治疫，其哮喘自除。于治疫药中加贝母、栝蒌、淡豉、桑皮，疫邪、哮喘并解，法更精密。 以上诸条，凡言兼者。疫邪兼他邪，二邪自外入者也。凡言夹者，疫邪夹内病，内外夹发者也。二邪兼发，以疫为重，他邪为轻，故略兼治他邪而病即解。二邪夹发，如夹水、食、血、气、痰等实邪，则以夹邪为先，疫邪为后。盖清其夹邪，而疫毒始得透达，透达方能传变，传变方能解利也。如夹脾虚、肾虚、亡血诸虚证，则以治邪为主，养正为辅。盖疫邪最易伤正，故不可养正遗邪也。如夹疝、哮、心胃痛诸旧病，则但治疫邪，旧病自已。盖旧病乃新邪所迫而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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